诠释宋代砚台蕴含的人文情怀

梁  善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宝库中，文房用具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而砚则因其具有“坚固，传万世而不朽，留千古而永存”，在文房四宝中有以砚为首的美誉。砚台是我国特有的文书工具，汉刘熙《释名释书契》云：“砚，研也，研墨使濡也。”砚台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和积淀，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融绘画、雕刻、书法、篆刻等各种艺术于一体，是一种综合艺术品，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史上，对我国民族的延续和灿烂文化的传播、交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砚作为人类文化一种载体，它是文化产物，又是文化的物化形态。近代艺术哲学的大师丹纳认为：“时代环境决定艺术种类，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宋代是砚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宋代有重文轻武的风尚，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社会变化和发展使得人们对砚的需求大大增加，人们对砚的要求已不仅仅停留在实用上，而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砚的使用更加普及，特别是对端砚和歙砚的开发、制作，工艺已日臻成熟，名坑名砚不断发掘和生产，洮河砚作为贡砚名闻遐迩，澄泥砚的制作也日渐精巧，形成了端、歙、洮、澄泥这“四大名砚”。到宋代，石砚已取代唐代的陶砚而成为主要砚种。“四大名砚”的发展和高品位，已被文人士大夫所认同，砚因其丰富多姿的石品花纹，形制花式的不断创新，典雅考究的雕刻工艺，在全国范围掀起热潮。影响所及，上达帝王公卿而成为贡品，下至庶民学子而梦寐以求。对于“四大名砚”，文人更是宠爱有加，盛赞不已。据唐询《砚录》记载，一方上佳的端砚其售价在数万钱。宋代名臣李纲《端石砚》诗中有：“端溪出砚材，最贵下岩石……得此余可忘，一生着几屐”。苏东坡在《孔毅夫龙尾砚铭》中盛赞歙砚道：“涩不留笔，滑不拒笔。瓜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赵希鹄称洮砚为“无价之宝”（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蔡襄对名砚赞言：“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相持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在谈到端砚与歙砚优劣时，古人有“端石如风流学士，竞体润朗；歙石如寒山道士，聪俊清癯”之说。可谓环肥燕瘦，各呈其美。《续博物志》称：“天下砚四十余品。”砚的研制和雕刻艺术方面出现了多样化。宋砚的形制主要以抄手砚，椭圆形的高台砚，长方形的平台砚居多，如兰亭砚、太史砚、蓬莱砚，而且还有随形砚的出现，砚形浑厚古朴，风格质朴典雅，平易清淡。宋代一些文人墨客除了用砚研墨，还喜爱鉴赏砚、馈赠砚、收藏砚及研究砚。不少人还为砚著书立说，对砚台的种类、制作、性能、使用等进行归纳与总结，具体地探索与介绍，其中比较突出并留传至今的有：1.米芾的《砚史》。全书27节，介绍26种砚台，并从样式到性能，进行了精确的考证、剖析；2.苏易简的《文房四普•砚普》。分4节，有传说、概述、诗赋等；3.唐积的《歙州砚谱》。介绍采石制作过程及砚石、品位；4.叶樾的《端溪砚谱》。介绍端砚质地、性能；5.高似孙的《砚笺》。全书共4卷，前3卷介绍名砚，第4卷汇录诗文，因取诸家之说，故叙述详实。可见，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史中，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形成了壮观的砚文化成果，砚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但是，在我们丰富的砚文化著作中，多只是介绍砚的材料、样式、品质、性能、历史、诗赋等，很少有探索砚台作为物质以外精神内涵，较少有文章揭示砚所蕴含的人文情怀。而这些恰恰是最重要的，是砚得以延续发展，历久不衰，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在制砚、用砚、咏砚的活动中，就能体现古人的感悟、理想和追求。方寸之砚其实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蕴含着浓浓的人文情怀。通过对一方方砚台的诠释，揭示砚台的故事，说明砚台所蕴含的内容、美感和哲理，给人们以启迪。宋代砚的价值，不仅在文物与历史的研究上，也不仅在审美与工艺层面上，而更应在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价值方面。在砚文化方面，砚所蕴含的人文情怀最显著、最激动人心，最令人忘怀。品尝它，是一种享受。传播它，是一种责任。在当代社会，传承优秀的砚文化，对促进现代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和重要作用的。为了便于论述，下面分别就宋代文人用砚、官员用砚、学子用砚、宫廷用砚、民间用砚等几方面诠释宋代砚台所蕴含的人文情怀。

一、文人用砚之“清雅飘逸”

中国文人是中华文化最主要代表，他们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他们是文化精英和卓越的传播者，砚文化成为他们的思想、理想和抱负的主要表现形式，砚是他们文人情怀的寄附所。文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诗人优雅气质，浪漫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在书写之余，讲究用具品位，对案头摆设之砚，开始追求美的精神享受。他们志趣高雅，体现在砚台中即表现为讲求砚之品格，追求砚之境界。在制砚上，他们考究其文化内涵，在继承传统的精致外，将“文人画”的理念引入砚的制作中，将绘画、书法、诗词、金石等艺术融入其中，创作出了“文人砚”。体现了文人的本性喜好，直抒内心情怀。他们认为“志趣不高，无以言意境”。他们要求高雅的审美品味，“天人合一”，“得之象外”的境界。他们甚至参与制砚，其作品讲究经营位置，构图清新高雅，格局广大雄浑，意境优美，一派诗情画意，留给人遐想的空间。

俗语说：武士爱剑，文人好砚。历代文墨客都爱砚，收藏砚，常与砚相伴，因而有“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一生最相亲傍。”一代文豪苏东坡，兼文学家、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于一身，其嗜砚成癖，被砚林传为佳话，“东坡玩砚”也成为绘画创作的传统题材。其在《端砚铭》文中有“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一噓而泫，岁久愈新。谁其似之？我怀斯人。”前四句写采砚石的艰险，第五句说端砚之名贵，最后两句是主题意境，是说像端砚这么好的品质，谁能够具备呢？他怀念这样的人。苏东坡一生为砚作铭甚多，其铭意味深长，多能反映出正直文人的情怀和抱负，见识卓越，为常人所不及。他给儿子迈的砚铭说：“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苏东坡在这段砚铭中讲述了要以文化观点对待人生：追求真理，永不满足；对仕进，头脑清醒；对财富，好施予；对生命，思怜悯，具有深厚的人情味和文化内涵，这就是苏东坡的品格，也是中国文人的品格。米芾是北宋时期著名的书画家，他非常喜爱鉴赏收藏奇石和砚石，有不少逸闻趣事。有得砚石砚山“抱眠三日”之说。还曾以一方歙砚与人换地，后一直怀念失去的宝砚，他写道：“此石不复见，我诗空叹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对歙砚的钟情可见一斑。在清代文人余怀所著的《砚林》载：“宋徽宗命米元章书大屏风，顾左右取笔砚，徽宗指御案端砚，使就用之。书毕，即捧砚跪请曰：‘此砚经臣濡染，不堪复上御。’徽宗大笑，因以赐，元章拜谢，抱砚而趋，墨汁沾渍袍袖。”因此，米芾被称为“砚痴”、“米颠”。在我国砚文化历史上，米芾是一位重要人物。他著写的《砚史》，从砚石质到砚台形制等诸多方面，均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他到过端州，并亲临砚坑考察过。写下有关论述，还亲自参与端砚的创作。对砚的制作工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人，如唐洵、欧阳修、王安石、蔡襄等等，他们或参与制砚，或为砚作铭，留下丰富的砚文、砚诗和重要的著作，为后人所传诵，正是他们这些文人合力将宋代砚文化推上一个高潮，为砚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文人用砚以雅见长，带有一种书卷气。”下面以宋代文人常用的几种代表砚式—荷花砚、兰亭砚、琴式砚来加以诠释。

荷花砚之“清”。宋高似孙作《砚笺》，其“砚图”录“其近雅者”中有“莲样”。莲代表着高雅与圣洁，是历代文人墨客喜欢表现的题材内容。文人借其抒发情感，赞美节操。屈原在《离骚》中曾幻想“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李白则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用来赞美她的圣洁。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爱莲成癖，尝作《爱莲说》：“予独爱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其道出了莲花洁身自处，特立独行，永葆忠贞的品格。文人借莲抒发自己高雅志趣，高洁情怀，因而“莲”常被用作砚的题材。在砚的作品中，多以莲叶作为题材，或制作成莲叶形，或以莲叶形作砚的纹饰等，如图1为宋莲叶池端砚。长方形，平板式，砚面大于砚底（即内敛），砚长15.8厘米，上宽9.8厘米，下宽9.6厘米，高1.7厘米。砚堂为平式，四周阴勒粗线。砚面上开莲花池，斜削深挖，将莲叶分作六瓣，三三对称，叶筋隆起，栩栩如生，得自然活泼之趣。

兰亭砚之“雅”。米芾亲自参与制作的《兰亭砚》，可视为文人砚最高水平的代表作。此砚载于《西清砚谱》卷九。如图2。据《西清砚谱》“砚说”记载，这方砚台系端溪老坑石制成，长8寸，宽5寸4分，厚3寸1分。砚台正面边缘刻有卧蚕纹，左方侧面连下方侧面是“兰亭修禊图”，右面是临摹的王羲之《兰亭集》笔迹。图案中记述着文人聚集在兰亭，举行“修禊”的活动。远在周朝，人们每逢三月就要去水边祭祀，并用浸泡了香草的水沐浴，以祈除疾病和不祥。这种古仪式到了汉代逐渐演变成了宴饭游玩的好时光。这个仪式叫做“修禊”。而名士列坐在曲折的水渠旁边，在流水上放置酒杯飘浮，边饮酒边作诗，“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兰亭之“曲水流觞”的故事由此而来。所谓“兰亭修禊”，说的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谢安、孙卓等四十二位名仕聚集在兰亭（今浙江绍兴市郊），举行“修禊”活动。《兰亭集序》以书法著称，同时也是一篇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这方砚台图案正是取材于该文。图案中有崇山峻岭、茂密树林、曲桥流水、白鹅嬉水，人物有的冥神沉思，有的展卷阅读……十分休闲惬意。这幅图案精确地把握住了魏晋名士日常生活的精神风貌，集文学、绘画、书法于一身，制作精美，是高水平之作，其博大、高雅、精美、经典，对后世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此后，不仅在端砚，例如，在洮河砚等砚种也出现了兰亭砚，而且，有的砚台不直接雕刻“修禊”活动，而是仅选取修禊活动中饮酒用的器皿——耳杯，亦称为“羽觞”，作为砚的装饰，采用了一种间接的手法，以“羽觞”形砚隐喻的正是骚人墨客的这一情怀。

琴形砚之“逸”。琴样砚也是文人砚中喜闻乐见的一种砚式，常见于宋代多家砚谱的著录。如图3，为宋琴式端砚。以琴为砚，美之美哉，它在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同时，还蕴含了更深远的意义。唐刘长卿有《听弹琴》一诗：“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令人多不弹。”高雅平和的琴声，常常能唤起听者水流石上，风来松下的幽幽肃穆之感。在书室中明窗净几，布置书法名画，古琴名砚，是一种何等的情趣。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有诗写道：“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音。”宋代赵希鹄就说过：“道人弹琴，琴不清亦清。”清代纪昀的《题端石琴砚铭》：“濡笔激吟，如对素琴，弦外有音，净说余心。”“无弦琴，不在音。仿琢砚，置墨林。浸太清，练余心。”紧扣石琴无弦，无弦不成音而抒发，意趣盎然。真是“得之象外”，意境幽远，引发人无限遐想。

文化有雅俗之分，而砚台是文人雅士的爱物。从经典中取材，追求“得象之外”，体现“清雅飘逸”的意境和情怀，没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是难以如此传神地表现于方寸的砚台上的。总之，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环境，成就了文人士大夫诗意的情怀和文人的审美取向，使宋砚的端庄典雅成为后世尊崇的典范，将砚的功用美推向高峰，也把砚的文化引向更高的境界。

二、官员用砚之“清正爱国”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夺取政权，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开封），史称北宋。此时期，我国北部和西部地区，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还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开封，宋室南下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这时，形成了宋金对峙的局面。这段时期很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都激于爱国热情，主张坚决抵抗，出现很多可歌可泣的事例。这些爱国将领用砚写出了很多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例如李纲、岳飞、陆游、文天祥等人。体现在砚上，有清正廉明的优秀品质，也有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宋砚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和崇高的人格情操。方寸之砚蕴含着一个个动人故事和可歌可泣的，摧人泪下、激人奋进的崇高精神。

米芾在《砚史》中指出：“士人尤重端样，以平直斗样为贵，得美石无瑕必先此样。”文人、官员将砚置于案头，这一行为正是对品行端悫、敦崇气节的一种自觉追求。砚的石质甚好，佳石者有“其腻若脂，其润比玉”，“冰雪为肌间紫碧”。清代文人陈介亭就有“端石八德”之说，指出端砚的八种德性：“一曰历寒不冰。质之温也；二曰贮水不耗，质之润也；三曰研墨无泡，质之柔也；四曰发墨无声，质之嫩也；五曰停墨浮艳，质之细也；六曰护豪加秀，质之腻也；七曰起墨不滞，质之洁也；八曰经久不乏，质之美也；具此八德，质以迈常，信为古今瑰宝，可遇而不可求者也。”与完美人格有神似的特征。故古人常以砚来“比德”，砚常与人的品德联系起来。包拯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到端州任知州。宋史记载：“端土产砚，前守缘贡以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据传，包拯在端州离任时，端城男女老幼都来码头送行。一些名流、士绅纷纷携物相赠，都被包拯一一谢绝了。包拯开船时风和日丽，开至羚羊峡时却风云突起，乌云翻滚。包拯感到事有蹊跷，经查问，是其书童接受了别人赠送的端砚。包拯随即把砚抛到江里。这就是“不持一砚归”的传说。事实上包拯确实是一个“清苦守节，廉白是务”的官员。他在赴任潭州通判的途中病故。人们打开他的行李，除“造轴著述外，曾无毫发所积为日后计者” 。 “不持一砚归”说明包公清正，为群众所赞扬，为后人所敬仰。因此，砚不仅为书写用具，还承载着正义和真善的文化内涵。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因为主张抵抗外敌人侵，坚持收复失地，屡受投降派打击，报国无门十分悲愤。此时朋友送给他一方端砚，他非常感激，在砚上刻上：“端溪之穴，毓此美质。既坚而贞。亦润而泽，涩不拒笔，滑不留墨。稀世之珍哪可得？故人赠我情何极！素心交，视此石，子孙保之永无失”。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他一方端砚刻有：“持坚、守白、不磷、不缁” 八个字。 

如图4，为宋岳飞端溪砚砚铭拓片。“坚”，即坚实也；“白”者，为洁白，清白也。“磷”乃薄的意思；“缁”与“淄”同义。这八个字之义乃出自《论语•阳货》：“不曰坚乎，涅而不淄。”顾名思义为砚铭，首先是对砚本身的赞美：“端溪石坚实，久磨锋芒不退；石性纯净无瑕，石质细腻滋润。”引而言志，其意则言铭文者“志节如磐石坚，抗金卫国，还我山河的意志永不可变；操守清白，绝不与投降派同流合污。”南宋另一位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起兵反抗元兵，当时江西招谕使、信州知州谢得枋将家藏岳飞用过的砚转赠文天祥，文天祥在砚上刻铭曰：“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岳飞和文天祥都是南宋爱国的民族英雄，他们借助砚这一载体表达尽忠报国、忠贞不渝的决心和对理想的追求，寄托坚如铁石的爱国之心。他们的情怀正是民族气节和崇高人格情操的真实写照。

三、学子用砚之“登科及第”

宋代由于执行“重文抑武”的政策，门阀制度和观念进一步削弱，寒门出身的文人社会地位得到提升，文化上比较开放，教育显示出普及化、平民化趋向。“学而优则仕”，做官是通过科举而取得的。封建社会时期鼓励人们“入仕”当官，这也是封建统治与当时社会舆论视为“大志”，能光宗耀祖的大事。寒门人士可通过科举获得进入仕途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学子们读书上进的热忱。砚台的造型根据人们的需要可多种多样，为满足父母“望子成龙”，赐赠友人“攀月折桂”和辛辛学了自勉自励的“逆水行舟”的愿望，人们在砚台的造型方面进行创新设计，以期达到鼓励学子不断进取的目的。这类题材的砚形有“鱼龙变化”、“鲤鱼跳龙门”、“及第”、鳌形、龟形、月样、小舟、马蹄等砚形，不一而足。例如“马蹄”形砚样。如图5，为宋马蹄形端砚。这在宋代唐询的《砚录》、结合到砚形，人们创作出了“马蹄”形砚，启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寓意“春风得意马蹄疾”。后者是唐代孟郊“及第”诗中的一句。“春风得意”是对寒窗苦读的学子勇往直前的最好报答；为鼓励上进，人们还创作出了“小舟”砚。形如小舟，寓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人生是一个不断奋斗的过程，不可能永远在顺境之中，读书求学，只有通过勤奋努力，才能有所长进，这本身就是一种考验人们意志与耐力的逆境。与“舟”为砚寓意深刻；还有的直接以“及第”字样刻在砚上，以鼓励学子在科举考试中能出人头地，金榜题名；如图6，为宋“及第”款端砚。科举时代称去中进士为“登科”，亦称“及第”等。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谓：“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贴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月样”砚在宋代也常见。如图7，为宋红绿双色洮河砚。这自有一层深意，科举时称登科为蟾宫折桂，蟾宫即月宫。

传说月中有蟾蜍，故称。唐李中《送黄秀才》诗有“蟾宫须展志，渔艇莫牵心”。 人们以“月样”砚激励学子攀月折桂……而在宋砚史上用得较多，最有特色的学子用砚，可首推“鱼跃龙门”砚。如图8，为宋鲤鱼跃龙门端砚，长25.3厘米，宽16.6厘米，高2厘米。砚面下半刻八棱形砚堂，雕刻海水纹，上刻鲤鱼跃龙门。

龙门四柱十间三层牌坊式结构，中饰如意图案，背景全饰海水。门下一跃跃欲起鲤鱼，被翻卷的浪花托起，头上仰，尾上跷。刻工极其细腻严谨。清•张澍辑《三秦记》云：“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不上者鱼，故云曝腮龙门。”北魏•郦道元《水径注•河水四》：《尔雅》曰：“ 鳣，鲔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度龙为矣，否则点额而还。”

四、宫廷用砚之“高贵无瑕”

砚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上达帝王公卿而成为贡品，下至庶民学子而梦寐以求。有史料记载：北宋自开国以来的一百几十年间，端砚与花石纲均列为贡品。其中只在淳化二年免去端州砚一次。（《宋史•太宗纪》）甘肃的洮河砚也有作为贡品而名声大振的记录。那时砚台砚式繁多，朝廷还规定图样要端砚艺人刻制。“宣和初，御府降样造形，若风字如凤池样，但平底耳。有四环，刻海水鱼龙，三神山水，池作昆仑状。左日右月，星斗罗列，以供太上皇书府之用”。贡砚，不是艺人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任意雕琢的，而是按皇帝的喜好，由皇府降样，交给砚雕艺人按图雕刻的，且不得修改。在雕刻过程中，艺人们小心翼翼，一方面发挥自己特长，争取最佳效果。另一方面按照皇帝的旨意兼收各派之长，以迎合皇帝的爱好。因此，贡砚一般是按照宫廷艺术的神韵和技术来雕刻，可以概括为“雅、秀、精、巧”四个字。“雅、秀”指的是在造型上要曲雅秀美，内涵吉祥，把砚材的美质尽可能地表露出来；“精、巧”指雕刻的精到，细致入微，形神兼备，且磨工细腻，恰到好处。

米芾在《砚史》中也曾说：“得美石无瑕者必先作此样。”就连当时的皇帝宋高宗也认为：“大抵瑕翳于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韵度尤不足观，故藏皆一段紫玉，略无点缀。”-《翰墨志》。宋高宗赵构系宋徽宗之子，其受父影响亦喜书画，时有“天纵其能，无不造妙之称，其统治时期，内府收藏之富，不减宣和”。如图9，为宋宣和风字煖砚。砚高6寸，上宽4寸，下宽4寸分，厚6分。宋老坑端石，琢为风字式，砚面正平微凹，墨池刻鱼龙腾跃，在云盘垂海立之势。边周刻双线，上方线内刻日月三辰，砚背中刻“宣和御用”四字，左御题诗一首。砚四侧在海波纹中刻海螺、应龙、大龟、龙马各一，并贯以铜环。整个造型重厚、雕工精细，寓意深刻，尽显宫廷砚之严和高贵。

五、民间用砚之“崇尚祥瑞”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年代，富裕闲暇的市民阶级对娱乐休闲生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和热情，安逸享乐的心理诉求席卷整个社会，奠定了宋代市民生活娱乐性的基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登峰造极的两宋时期，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也悄然发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变化，为后人展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长卷。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当时汴河沿岸种种活动的热闹场面。这种文化，投射到制砚上，就出现了“崇尚祥瑞”的砚形砚式。砚题材内容多为富贵寿考、平安吉祥的民俗心理和追求腾达的市民情趣。如以鱼、麒麟、桃、瓶、如意……等作为砚形或文饰。宋代的以鱼为饰的砚台较常用。如图10，为宋双环双鱼澄泥砚，诗有“鱼丽于罶”，又有“众维鱼矣，实维丰年”句。“鱼”与“余”同音，是太平、丰稔、物阜、“富贵有余”等的象征；麒麟砚。如图11 。

宋长方形麒麟砚。在古代，麒麟是神兽的代表，是“福”的化身。“麒麟生，万人寿”（《初学记》卷一引《春秋运斗枢》，“麟者，太平之符，圣人之类”（《左传》哀公十四年正义）。瓶形砚。如图12，为宋瓶式澄泥砚在民俗文化中，“瓶”是平安的象征，平安是福，这也是古人对生命最基本的愿望。故而，瓶的纹饰在传统造型艺术中的应用最为普遍，宋砚中屡屡见之。只是形式不一，各有千秋而已；如意砚。如图13，为宋如意抄手澄泥砚。如意作为器物，是吉祥的象征作为语言，是美好的祝福。其装饰于砚台，自是祝愿用砚者称心如意。

此外，原本仅仅作为文具之用的砚，在一些民间的功用，已远远超出了文房用品的范畴，还有如下几方面功用：一是用作镇家之宝。民间常把祖传的砚作为最珍贵、最值得自豪的家产。俗谚曾有：“家有墨香，书香绵长”，“案置一函（墨函），仓有万担”，“砚田有谷，耕之有福”等说法。在他们看来，若祖上有一方砚遗留下来，便是家山显贵，家道兴隆，书香绵远的最好象征；二是驱邪镇恶。人们认为砚是文人秀士或达官显贵的宝器，有驱邪避妖、镇恶扬善的功能；三是征兆宝贵。在人们心目中，砚台成了“孔圣”的代名词，逢年过节、新居入宅、婚嫁喜庆、小儿满月、学子赴考等大喜日子，人们总是把砚台当作神灵设案供奉，以祈福瑞祥。可见，方寸之砚台，寄附着人们美好心愿，凝聚着人们崇尚祥瑞的民俗心理和市民情趣。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包括砚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是至深的，是从生命的源头开始到新生命延续，这就是中华文明之博大的重要原因。

以上的分类只是一种较为突出的文化现象，但并非绝对。因为，人的需要是复杂的，不同的人文化修养不同，审美情趣不同，就会选择不同题材款式的砚。一个好砚者，可能拥有多款不同的砚。就是同一个人，从学子到文人、官员，或文人兼官员，其对砚的款式的喜好也可能会随其知识和年龄增长而改变。因此，以上类别中，实际上可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复杂。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显示出砚需求之广，题材内容丰富，文化底蕴之深厚，才更显示砚文化之根深叶茂和博大精深。

砚的发展史，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史。砚千多年来历久不衰、流光溢彩的魅力，除了研墨功能和欣赏价值，最重要的是内涵着优秀的人文精神。砚台制造过程中所体现的传统造物精神和砚台本身蕴含的文化意象，这才是砚台最具审美价值的因素。最高的境界就是砚与人的融合、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融合无间，这种传承不息，横贯古今的人文精神，展现着恒久的文化魅力，这就是砚台在今天仍能为我们所珍重的原因。

作者简介：

梁  善，现为肇庆学院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肇庆学院艺术设计研究所所长、教授，艺术设计学术带头人，艺术设计创新团队负责人，广东省美术协会会员，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理事，广东省砚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肇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库专家，肇庆市中级职称评选委员会成员，肇庆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艺术顾问，肇庆市画院画师，肇庆市美术协会理事，肇庆市端砚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