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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端砚中的仿古与修补(作者:谢明)

古端砚中的仿古与修补

谢  明

 

 

古端砚中的仿古,是指当时古人摹拟前朝、或更远时代的端砚图谱和遗物,而生产琢制出来的端砚传承品种。仿古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形制雕饰遵循前人之大法,但不拘泥于具体的大小尺寸等细节,体现的是融前后时代工艺于一炉的艺术风格,在前后时代风格的有机组合上,比较容易发现和把握当时工艺艺术的特征,是继承传统砚形砚饰的新制产品,笔者称之为仿古产品;另一类是相当于现代文物复制的仿古作品,即基本上是严守形制纹饰及规格尺寸等古人法度,外观上也仿古造旧,人工做出一些所谓墨锈包浆使用伤残等痕迹,如清初砚学家施闰章《砚林拾遗》中述:“吴人仿宋式,故为刻损,蒙以墨瀋,便成古物。”其主要体现的是一种怀古的情调,一种追慕古人赏古思古的工艺艺术氛围,也主要是满足一些收藏家鉴赏家苦于没有原实物的研究嗜好与欲求。故此类仿古琢制不多,笔者称之为仿古作品,而不是仿古产品。至于古今之人持此蒙欺买者而牟暴利,则如武器之因人殊途,不在此文探讨范畴。

 

第一类仿古之所以称为产品,是当时的琢制量较大,至今存世量也较大,是古代端砚艺人视为传统保留砚式而继承生产的。例如源自北宋的端石经典砚式抄手砚(图1,左),自南宋迄今历朝历代均有仿制生产,但历朝历代皆融进了自己时代的风格,而各自呈现不同的微妙的工艺特点。南宋抄手砚之两墙足已渐变高变厚,产生了两墙足高至五厘米以上,砚体浑厚稳重,后人称之为太史砚的变种。一些南宋抄手砚还于承袭北宋双池抄手砚的双池琢制中,出现了兼融艺术欣赏的样式。在总体上,也不论大小砚,均已消失了北宋端砚的尚薄之风(图1,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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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又如元代抄手砚之厚重甚于南宋,且形制比例有些失调,或长方的过长,或扁宽的过宽,和该时代之陶瓷等工艺品一样,多见大器。其中一个主要区别于两宋抄手砚的特征是,墨池两侧内移,与砚堂两侧多不在同一直线。此风格一直延至明代早期(图2)。明代中后期乃至入清,端石抄手砚仅存其形,宋韵已失。主要表现为一字墨池之扩宽变形,砚面出现花俏雕饰,砚体仍偏厚重而不及元与明初等(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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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再如始于唐代的端石辟雍砚、石渠砚、八棱砚,以及宋代之兰亭砚、履形砚、圭形砚等等,也是后来朝代端砚艺人传承生产的保留砚式。在散落古端州的遗砚中,还可看到它们遗传演变的足迹。有规律的是,其演变脉络演变之风,即主要之砚体厚薄、雕饰繁简等变化,亦与抄手砚基本一致。如明清之辟雍砚,砚体已不及唐代、南宋与元之厚重;如渠环绕的圆形砚堂和砚边砚缘,也出现了花俏的雕饰。

此类仿古产品,在各朝代端砚生产中皆占一定的,甚至较大的比重,故在古端砚遗传中也占一定的较大的比例。由于各朝代的工艺风格不同,一般不难鉴别。

 

难于鉴别的,是第二类复制式的仿古作品。之所以称为作品是各朝代琢制少,传世更少。其传世少的原因之一,主要是难于鉴别难于发现,并混同于上一类的大量仿古产品之中。因为当年其砚上人工之墨锈包浆、使用伤残、风化剥蚀等等仿古痕迹,即使为清末民国时期所造,至今也已百年,皆成古旧陈迹,若非特殊异征,不可辨也。唯有砚石之坑种材质年代、形制造工施艺、雕饰繁简有无等体现时代风格的微妙之处可鉴。故此类作品多被归于常见的仿古产品之中,可谓埋没不彰。

然而,根据散落古端州及岭南的端石遗砚显示,有一种于砚堂上夸张地如臼下凹之窝状遗迹,应可视为复制式仿古作品的特殊工艺留痕(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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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中砚堂之深窝,绝非磨墨自然形成。其窝壁之陡,其窝孔之小,与常见磨墨使用之砚堂,甚或与自然磨穿之砚堂,均大异其状大异其趣。且此类遗迹并不多见,偶然砚谱见载(如广东省博物馆《紫石凝英》25页24图),一看而知砚堂臼窝有异,是古端砚复制式仿古作品中,比较容易鉴别的特殊异征。

另外,古端砚中令人感觉不自然的、生硬的、过分的一切损伤、剥落、崩缺等遗痕,基本上也可视为古端砚复制式仿古作品以资鉴别的依据。此类遗痕与特殊异征的砚堂臼窝一样,依稀只见于明清遗砚。这与明清收藏之风叠起,大盛于此前不无关系,亦为此类古端遗砚鉴别之参考佐证。清乾隆钦定之《西清砚谱》,明确载有以旧端溪石仿宋代名砚,即为明清时期复制式仿古作品的典型者,也是此类砚作载于古砚著的稀见者。  

 

古端砚中的修补,古砚著多称“补砚”。如最早记载端砚修补的北宋初苏易简《文房四谱》述:“近石晋之际,关右有李处士者……复能补端砚至百碎者。赍归旬日,即复旧焉。如新琢成,略无瑕类,世莫得其法也。”至清中期吴兰修《端溪砚史》列有补砚专条:“补砚:就砚底以刀刮细末,用黄蜡火中煅令匀,须火中安排以补损处,一色且牢。”吴兰修还加了按语“……石晋时关右李处士能补砚石碎者,略无瑕,今则庸匠皆能之。”吴兰修的意思是,以该砚之石末火中和腊煅匀以补损处,即五代十国后晋时期所谓李处士之补砚秘术,今已流传流行开来砚人皆用此法。

但笔者从流散端州及周边地区的古端砚中,目前尚未发现两宋遗砚有当时修补的痕迹。这当然首先是宋砚遗传不多,即使后来朝代遇到残缺者也不忍补之而保持原风貌。故笔者连后来朝代所补之宋砚也未曾遇到。这其中原因,也有可能恰好说明吴兰修所述正确。即五代十国与两宋端砚破损者,若以蜡煅石末补之,而蜡为易融易化之物,别说至今上千年所补荡然无存,就是迄至明清也应脱落难辨。这与古端砚中之补砚遗传实物是基本一致的。

目前笔者所发现的古端砚中之补砚,最早见于明代。例如图5之左,为明代中后期端石宣德岩牛蝠砚,其砚额与砚侧皆残存以蜡修补的痕迹。特别是砚额上之修补处,所补部分虽已脱落,但黄白淡色之蜡犹清晰可辨。这当然亦可能是明砚清补,或明清多次之补。甚至细审遗痕,还应是多次修补之末次未完成之修补。

又如图5之右。为清康雍时期端石坑仔岩牡丹花砚,于其砚额亦清晰可见修补痕迹。并于其墨垢脱落处可窥修补材料确为蜡煅石末,只是这石末并非该砚之石末,与砚体不同石色,该砚底亦无“以刀刮细末”的遗痕。应是砚主怕伤了该砚而别取石末代之,故未能达到吴兰修所说“一色且牢”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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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图6

另外,笔者于古端砚之修补遗砚中,也发现一些明显不是以蜡为凝固材料的修补遗痕。例如图6两方明清端砚,所修补部位明显比图5之蜡煅石末坚硬坚固许多。这当然亦如图5之两砚有可能是后补。但以修补部位上自然形成的包浆、陈迹等,也确是古人之补,下限不会低于清末所为。至于是何修补材料,除了看出掺进墨汁而不是将墨汁涂于表面之外,其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简介:

谢明,肇庆市文联退休老干部、中共党员。著有古端砚专著《谢明谈古端砚》,由中国文物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发行。近二十年来在《中国文物报》、《中国文房四宝》杂志、《南方日报》等全国十多家报刊,发表古今端砚鉴赏文章五十多篇。现为中国文房四宝专家,中国文房四宝协会高级顾问,肇庆市端砚协会顾问,肇庆市博物馆端砚鉴定专家组专家。2004年被聘为古端砚专家,2012年被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中国文房四宝端砚、古砚专家”称号。2004年肇庆市人民政府授予“肇庆市端砚事业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