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乃文房四宝之一

在农村合作社的年代，当周边其他村子在种田时，白石村内有几个生产队专门做端砚，村民们按件计算工分。对白石村而言，端砚就是他们的耕田。

白石村位于肇庆市端州城区以东，面向北岭山，背靠西江。村里有村民 1100 人，村里制作端砚的历史已有1300 多年，加上村里名砚和名师不少，奠定了白石村作为“端砚第一村”的地位。（图片来源：大洋网）

村落格局依然在，家家户户门前码放着大量的端砚石料，很多村民的住宅也同时是端砚的作坊和门店，门前、瓜棚下、村道旁、厅堂里都是埋头刻砚的场面。

端砚和歙砚、洮砚、澄泥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端砚是四大名砚之首，它具有石质坚实、润滑、细腻等特征，发墨好，不损伤毛笔毫。宋朝著名诗人张九成曾赋诗赞道：“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在古代，读书人都渴望能拥有一方上佳的端砚。2006 年 5 月 20日，端砚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端砚的制作，要经过探测、开凿、运输、选料、整璞、设计、雕刻、打磨、洗涤、配装等多道工序，过程漫长、精细而且颇为烦琐，其中最难的是雕刻。图为端砚的毛料。（摄：许伟明）

“端砚的雕刻，易学难精，做精以后还要自己设计图案、不断创新和提升。”蔡三洪说。蔡三洪是白石村内的端砚匠人、中国工艺美术师。

“我们白石村的罗、郭、蔡、程这四大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做端砚的。”蔡三洪说。以前，白石村内端砚的传承主要是在家族内。“比如说我们姓蔡的，就和姓蔡的学，一般不和其他家族的学。”这使得各个家族有了各自比较擅长的雕刻题材。比如，作为四大家族之一的蔡氏，在过去一直是以擅长用浅雕和浮雕的方式雕刻“云龙”著称。

蔡三洪的父亲蔡泉安，还曾受到周恩来总理邀请，参与天安门城楼修建华表的雕刻工作。（图片来源：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如今这种隔阂已经被打破了，村里端砚的群体已超出了过去的四个家族。向蔡三洪学做端砚的，不是本姓的也有不少。而村里的国家传承人程文则告诉我，向他学做端砚的人多到数不清，而且绝大多数并非程姓的后人。

据说白石村里超过一半的人在从事端砚制造业，端砚厂家、作坊上了一定规模的有 50 余家，全村每年产砚约 8万件。

从很多方面看，蔡三洪的经历代表了白石村端砚世家子弟的常见轨迹。他生于 1962 年，从小就看着长辈做端砚，十来岁时便能够自己上手了，然后逐渐地将端砚制作视为自己一生的职业。

蔡三洪的端砚厂位于村口不远处，规模算是较大的了。说是厂子，其实也用不到机器，多数工作都是手工雕琢和打磨。

我到的当天，这个端砚厂里还有其他三个工匠在忙活着，有老有少，都是白石村里的人，在中午的时候都回各自的家里吃饭，既是厂里面的工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蔡三洪的徒弟。

端砚的雕刻流程和木雕颇为相似，蔡三洪担任产品的设计，他根据端砚石头的造型和纹理，用马克笔在石头上画出一个图案来。

做端砚非常费功夫，一块端砚的制成少则七八天，多则半年，投入的时间成本很多，这也是端砚名贵的原因之一。

平时，蔡三洪自己也在从头到尾独立地制作作品，那往往属于精品了。有时遇到一块好的石头，他也会踌躇不定，他需要根据其特有的禀赋，找到一个具有创意的主题以对石头进行最佳利用和最好的呈现。

端砚石出产在肇庆东部的烂柯山和西起小湘峡东至鼎湖山的北岭山一带，其中尤以老坑、麻子坑和坑仔岩三地之砚石为最佳。厂房里面堆放了大量的端砚石料，各个坑的都有，熟练的匠人们，都能具体地讲出每一个坑别的端砚石材的特征。

老坑是端砚之首，但已经封存不再开采，其质地是最好的，也是最难寻的，老坑的端砚仅凭坑别就能获得很高的市场价。麻子坑的料虽然比老坑还少，但价值不如老坑。而梅花坑的石料中，有比较多的石眼。

蔡三洪说，一般人学做端砚，只要学一年就基本能够学会，但要学精则要用无数的时间去不断地重复和提高。做砚台最考验耐性和眼力。当然，如果手比较拙的，可能一辈子也成不了一名很出色的端砚工匠。这几年，端砚的行情没有以前好，很多人的销路比较困难，他们“做了一半就转行了”。

蔡三洪

程文的院子在白石村比较深的位置，园内露天的地方有方小小的鱼塘，养了不少乌龟。院子的后面，有一条走廊将院子左右两侧的房子连通，在走廊的一侧摆着一张小方桌子，那是他的雕刻桌，平时他就在那儿雕刻端砚。

2006 年肇庆端砚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程文是这个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他生于 1950 年，今年 67 岁了，上了年纪后行动已有所不便，但这并不影响他在雕刻端砚时候的高度专注。

国家级传承人程文（摄：许伟明）

白石村里，姓程的人不到 100 人，但有 70% 的人在从事端砚的制作行业，他们都有家传的背景。12 岁的时候，程文便辍学和父亲、叔父一起开始做端砚。“这么早出来做，主要是家里穷，我父亲那时候身体不能劳动了，我母亲一个人，还要养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所以我读小学四年级就出来了。”

20 世纪 30 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处在战乱时期，买端砚的人并不多，那时候砚台的产量非常小。到 1958年，村里面组织了生产队进行专门的生产。“以前没有女人做砚台，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有些女人做砚台。”

程文制作的《宝鹿饮泉砚》（来源：南方工报）

到程文辍学出来时，制作端砚仍然是一件很清贫的工作。“我刚学艺的时候，那时候国内仍然不喜欢砚台，那时候人的温饱都没有解决，没有钱买端砚，所以那时做一些实用的、很低档的端砚。”

改变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人开始了对砚台的追逐，村里 90% 的订单都来自日本。“日本人喜欢端庄的，正方形的，椭圆形的，雕刻正式的端砚。”

1988 年以后，台湾人买端砚的也多了起来，而且他们都是大批量地买。他们和日本的要求不同，“台湾人喜欢大件的、高浮雕的”。后来，韩国人也过来买砚台，他们对端砚的兴趣和台湾人基本一样。就这样，端砚的市场就被“抬了起来”。

而那个时候，私人也已能够自己做端砚了，所以白石村的家家户户开始变成了端砚小作坊。再后来进入了 20世纪 90 年代，国内的市场兴起，端砚作为一种礼品兴盛起来，推动了白石村端砚产业的一步步发展。

如今，端砚的雕刻中已经有了很多的机器介入，如电钻、打磨机、雕刻机等，但好的端砚还是得靠手工来做。程文认为，端砚的雕刻最终考验的是想象力，“涉及你的题材和刀法，关键是你这把刀要有灵气，一刀一刀刻下来要有风格，能体现你个人的魅力”。

端砚里不仅蕴藏文人的情感

更让无数离乡游子睹物思乡

现如今在科技化的年代

端砚更多地成为了一种收藏品

但它永远是肇庆白石村里不可磨灭的印记

素材来源丨本文摘自文旅中国丛书《乡愁里的广东》，作者许伟明、于婷婷，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文章原标题为《 端砚：以砚为田的白石村》，作者许伟明，摄影许伟明，

部分图片来源于南方工报、广东岭南文化艺术研究会、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大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