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承载传统文化之重

陈日荣  欧清煜

砚是什么？写字匠说：砚是研墨工具；文化史专家说：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赏砚家说：砚是跨越时空的文化尤物。准确地说：砚既是研墨工具，又是传统文化的载体。端砚名列众砚之首，积累了丰厚的传统文化。今天的端砚雕刻家，若不想堕入“俗道”或“野道”，应该紧记：端砚：承载传统文化之重。

奢华之色：不失传统。

端砚问世于魏晋，著名于唐，盛行于宋，发展于明、清。宋以前，砚尚朴实，少雕琢，宋以后日趋精细，明清愈繁。清人施闰章谓“愈工愈俗，是为石灾”。这与日趋奢华的社会风气有关。作为砚雕的一种风格，倒也是值得研究的，目之为“石灾”，未必恰当。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已不仅仅是研墨工具了。对砚的追求，实际上已超出实用价值，有些人对其痴迷的程度，已到了置实用价值于不顾的地步，完全是为满足精神的渴求了。米芾得宋徽宗赐砚，“舞蹈以谢，抱砚趋出，余墨沾渍袍袖”，人谓“颠名不虚得”。清人徐珂《清稗类钞》有《石僧怀砚》篇，说某僧怀一砚，终日玩摩，饥则舐砚而饱，倦则枕砚而眠。风清月白之夜，走入败寺中，置砚于地，以败絮濡墨，就墙壁淋漓大书。黄任有十佳砚，命雏鬟10人各怀一砚夜抱之眠，说这样可以得纯阴之气，使砚润如玉。清人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卷4载：一个叫闵士奇的文人得到一方砚，乃山川灵秀星月精华凝结而成。闵如获至宝，却招来不少麻烦，夜梦一小人说，此砚宋居贾似道家，明居魏忠贤家，得之者多不利。闵不肯舍弃，临终命家人以之伴葬。家人毁之，却又未见异常。这是一篇志怪小说，其讽世意味是明显的，是当时部分文人“玩砚着魔”的现实写照。有清一代，“十砚斋”、“百砚斋”、“思砚斋”之类以砚为名的书斋数以百计，倾情之深，可见一斑。如金农辈，自谓“平生无他嗜好，唯与砚为侣，贫不能至，必损衣缩食以迎来之”。要那么多砚干什么?显然不是都用来研墨写画。有人对苏东坡说：“吾往端溪，可为公购砚。”苏说：“吾两手，其一解字，而有三砚，何以多为?”对曰：“以备损坏。”苏答：“吾手或先砚坏。”(见明郑暄《昨非庵日纂》)以苏东坡的雄才，两三砚也够了，那些爱蓄砚的人只是玩砚而已，砚的实用价值已完全忽略不计。

端砚形制，各代有所侧重。晋代多凤池，有足，即宋人所称“古端样”。唐为箕形，宋砚日趋多样，其形制已达50多种，但雕饰尚存古朴。明朝以后，世风日趋奢华，学者称明清金银器皿一片奢华之色，其风气不能不影响到砚雕艺术。砚雕家各具匠心，多因石构图，随形制名，百态千姿，数不胜数。小小端砚，大大乾坤，几乎无所不包。虽是奢华之色，却不失传统。其特色是人和大自然的亲和，是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崇尚。其砚形、砚式、砚种、雕饰类型，可分成动物类、植物类、山水人物类、器物类等。砚雕家根据造化赋予的景物，匠心独运，因物赋形，结合端砚的形质纹，创作了各式各样的石砚。以形状而言，有长、方、圆、椭圆、随形、多边等等。

参照器物式样，则有箕形、书卷、门字、井田、瓶样、卵样、瓜样、瓢样、履样、辟雍样、斗方样、子母样、太极样、古鼎样、凤足样，等等。

按照传统吉祥观念，结合端石的纹饰，砚雕家设计出一套为人们喜爱而互相传承的相对固定的纹饰有：云龙纹、云凤纹、云蝠纹、夔龙纹、回纹、如意纹、弦纹、云纹、方格纹、竹节纹、龙珠纹、海涛纹、卷草纹、合欢纹、八卦纹、曲水纹，等等。

砚是读书人的伴侣，古人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希望闯入仕途，于是砚雕家迎合这种心理，创造了一批带“官味”的砚式，如舍人砚、都堂砚、太史砚、房相砚、玉台砚、玉堂砚、凤池砚、虎符砚、飞黄砚、御府砚等等。

参照所谓唐式宋范，明清两代的砚雕家各呈其技，奢华之色日见其盛，因石构图，以图命名，仅以雕花而言，即分单边雕花、池头雕花、落池雕花、散池雕花、门字雕花、三边雕花、半雕半璞、通体浮雕等。日趋繁缛的雕饰，被一些鉴赏家讥为愈雕愈俗，堕入恶道。但其内容仍不离传统的历史传说与典故、地方名胜与民俗风貌等等，不离传统文化范畴。

尚“大”之风：追求恢宏。

当今砚雕界除了竞争技术的雄长以外，还刮起尚“大”之风。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趋宽松，经济、文化领域也日趋多元化。体现自我意识、自我价值的个性得以张扬。经历长期压抑之后，急于表现自我的欲望如喷泉火山般迸发。而且常常以直观的、赤裸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形成了无法阻挡的“尚大”审美倾向。这是人们的思想得以摆脱束缚的结果，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社会全面发展，国家总体实力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趋势，磅礴而恢宏。中国人民的创造力，直令世人惊叹。中国人的“大国梦”似正在实现。这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企望。于是一种尚“大”的心理倾向与审美风尚便应时而生。似乎不大无以表现魄力气势，不大无以表现创造力与想象力，不大无以引发对感观的冲击力，不大无以显示自诩的宏大叙事体系，不大无以体现自我价值。至于效果如何则在所不顾，多半情况不过是谋求一种广告效应而已。于是像小船一样大的皮鞋，用料数以吨计的巨大蛋糕，像宝塔的啤酒瓶，直冲人们的眼帘。百米国画长卷，万米书法长卷频频亮相。《大趋势》、《大突破》、《大阅兵》、《××大传》之类的书名，还有“大语文”、“大历史”、“大文化”之类新概念，让人弄不清究竟 “大”在哪里。

砚雕艺术家在“大”潮中也不甘落人后。在各类砚雕作品中以名气不大的易砚最为突出，易石“日月同辉龙凤砚”，长9.9米，宽3米，厚1.52米，重35吨，共雕神龙56条，神龟32只，砚堂呈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状。砚堂两边分别为日月形两个砚池。2000年7月28日于海南省三亚市南山文化旅游区落户。此砚被誉为“中华第一砚”。

端溪巨砚最著者有：端溪龙皇砚、端石百龙沐日砚、“七星人间”端砚、七星岩古今名刻砚等。

今人尚“大”，实在是时代使然。古人制砚以实用为主，但尚“大”情结，古人亦不让今人。唐释道世《法苑珠林》载：世尊欲以须弥为砚子，四大海水为墨，四天下竹木为笔，满四天下人为师，写身子智慧，犹不能尽。世尊指佛祖，须弥是佛教传说中的宝山名，意译为妙光山，谓四宝所成，高于众山，以四色宝光明照普世。以须弥为砚，这是何等气概！但毕竟是夸张之语。一尺以上古人即称大砚了。如宋洪迈《容斋随笔》云：邺都铜雀瓦绝大，王文叔得其一，以为砚，饷黄鲁直，东坡为作铭。砚之长几三尺，阔半之。又述其父自燕还，亦得二砚，大者长尺半寸，阔八寸。《古今图书集成•砚部纪事》引《南海古迹》：唐六祖慧能剃发受戒寺有坛，坛有菩提树。房相国融谭楞严经有笔授轩大砚，融自刻“大唐神龙改元七月七日天竺僧般刺密谛自广译经出此砚，坚润可爱。”号称大砚，只不知尺寸如何。《古今图书集成》又引《挥麈余话》：丁晋公（丁谓曾封晋国公，故称）宅光州，临终，以一巨箧寄郡帑中，上题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来此作通判，可分付开之。”至是岁，有丁姓者来贰郡政，即丁晋之孙。启视之，但一黑匣，贮大端砚一枚。此大砚亦不知尺寸。

称得上古砚最大者似是宋人胡旦的“修汉春秋砚”。《宋史•胡旦传》载，胡旦“斫大砚，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汉春秋》砚’。”胡旦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状元，不知他是否真的用这方砚研墨写字，亦不知此砚是何种砚石，形制如何。

《宋史•钱世家》又载一件奇事，钱俶的异母弟钱俨嗜学，少年时梦人送一只大砚，此后竟文辞精进，“敏速富瞻”，国中词翰多出其手云云。亦不知此砚尺寸形制如何。

宋代元祐年间进士崔鶠，字德符，其诗《巨砚行》有句云：“对此波沱一大砚，可用十手磨松烟。”可想见其大。苏东坡的《玉堂大砚铭》有句云：“波陀弥漫，天阔海浅。”亦不知具体尺寸。

尚存于世可称巨砚的古代名砚应是清人阮元的《西岳华山庙碑》端砚。此砚长95厘米，宽55.5厘米，厚4.5厘米。长方形，正方形砚堂。端石，石质细润。砚额楷书镌清永瑆西岳华山庙碑《诒晋斋诗》和阮元西岳华山庙碑《文选楼诗》及阮福题记。砚背摹刻西岳华山庙碑的残缺隶书111字，并有阮元购巨砚材及摹刻碑残缺字经过的题记。砚侧铭为“端州七十三岁老工梁振馨刻”。华山庙碑为著名汉碑，传为蔡邕所书。明嘉靖年间毁于地震，拓本寥寥。此砚校字补刻，有重要资料价值。砚藏扬州市博物馆。见王代文、蔡鸿茹《中华古砚》。

对比上述古今巨砚，“修《汉春秋》砚”或“《西岳华山碑》砚”，其所承载的厚重的传统文化是不言而喻的，砚主的传统文化素养也是不言而喻的。而众多的今人巨砚，所刻内容基本是山水形胜和传统的相沿成习的龙像，即使是“七星岩古今名刻砚”也应归入山水形胜砚的范畴，应属“匠作砚”，砚主的文化素养与古巨砚砚主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承载“国粹”：陈氏三巨砚。

端砚制作工艺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既然是文化遗产，当然应该体现其厚重的文化传统，所谓“创新”，必须以此为根基，否则“创新”必将流为笑谈。

如上所述，雕制巨砚是追求恢宏，表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表现，尽管也反映了某种功利主义，在当今商品大潮影响下，似亦无可厚非。事实上，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完全彻底的独善其身，完全彻底的清静无欲，完全彻底的只求愉悦自我的创作理念恐怕是不存在的。要之，只追求砚材的巨大，而内容则互相蹈袭，只能陷于浅俗，甚至滋生浮夸。须知游于万仞是博大，如庖丁解牛似的游刃有余，亦是博大。巨大的砚材必须与恢宏深湛的内容相匹配，才不会陷于大而无当而承受“难以承受之轻”。

陈日荣的“国粹”三巨砚试图承载更多更厚重的传统文化，力求将砚学精华、泉学精华与《易》学精华分别体现于砚中，介绍如下：

“国粹”一号：砚中砚

此砚高148.8厘米、宽128.9厘米，厚12厘米，重350公斤。此砚谜砚合璧，在各小砚的砚沿、砚额、砚阴和大砚的砚底正中，镌刻上168条端砚谜。这些砚谜，是从全国性“与砚虎谋皮”活动所征得的9000余条中精选出来的，包括国内谜坛百家和港、台、泰、美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谜家优秀谜作。还再现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等名流手泽、钤印、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古文字十余种，综合历代砚种、砚形、砚式、雕花式三百余款，参考了《故宫藏砚》、《西清砚谱)、《名砚图录》、《古砚》和上海、天津、重庆、广东博物馆藏砚等30多种资料。

“国粹”二号：周易砚

国粹二号又称周易谜砚，该砚正面制为兰亭佳景图，另一面为42层的大罗经、四灵、八宝、十二生肖及267个历代仿古名砚，砚中有以周易为主题的诗、联、谜与爻辞。   

“国粹”三号：万钱谜砚

“万钱谜砚”较“国粹一号”砚更为宏伟精细，砚长1.48米，宽0.74米，厚0.27米，重450公斤。此砚的传统文化知识容量与“国粹”一号、二号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以钱币而言，便有虞夏的贝币，周朝的空首布，列国的古泉、刀币，还有秦的半两、西汉的契刀、布泉，三国的五铢，六朝的四铢，唐代至民国的通宝，还有日本的和开同珍，越南的天福镇宝，朝鲜的东海元宝，琉球的泌元当五等。此外还有历朝的厌胜支钱、马钱、生肖钱、玉叶、金绽、银宝等等。参考了《古钱大辞典》、《中国古钱》、《古钱币图解》等20多种典籍和数以百件实物，综合历代钱种、钱形、钱式、铸造模式，还有甲骨文、金文、籀篆文、六国怪字、楷、草、隶、小篆、魏碑、仿宋等文字散布在各钱币之中。再现了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士等名流手泽。

“国粹”三巨砚涵盖传统文化知识面广而博，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是无法完成的。砚学家欧忠荣在其《感悟端砚》一书中十分中肯地指出当今不可忽视的现象，即当今端砚设计制作上的缺陷是“文化缺失”，增加端砚的文化含量是端砚制作的“不二选择”。如果在精深博大的传统文化面前心存怯懦而逡巡不前或者望而却步，那么，不可避免的就是题联则不知平仄对仗，咏诗则味同嚼蜡，题词则词不达意，赏砚则离题万里，最终难免暴露出学养不足的尴尬。台湾砚学家吴鸿祥在《感悟端砚》的序中说：端砚的“文化”养分，在悄悄消失。如此下去，“端砚的命运，即使不堕入‘野道’，亦将落入‘俗道’矣！”此论可谓一针见血。

雕制“国粹”三巨砚是传承传统文化的大胆尝试，感想有三：

一是自出机杼，拒绝蹈袭。目前砚雕界技艺传播方式基本上是作链式传播，即师徒相传，单向延续，代代相传，其作品风格雷同，很少有创新性改变。当然也不排除横向传播，即通过展览等交流活动互相借鉴，但因鲜有经验交流会之类的论坛，所以有人称砚学无批评，有的多是互相吹捧。动辄以大师、专家相誉，俗气盛于雅风。有人评论书法界的时弊也可以用来评论雕砚界：“在横向上与时人重了，就等于在当代书坛上取消了自己；在纵向上跟古人重了，也就等于在书史上将自己的一席之地拱手让出。”（见张其凤《中国书法全集•刘墉》卷）。“国粹”三巨砚在整体设计上独出心裁，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知识是设计不出来的。即以万钱砚而言，传世砚亦有以钱币为主题的，称作“货布砚”，但砚面不过数枚或数十枚而已，涉及的货币品种也不多。“万钱砚”却如历代货币大观，更衬以各种书体、钤印，又似书法展览，再配上数百条谜语，寓知识于“隐语”之中。面对“国粹”三巨砚，不能一览无余，人们似徜徉于知识海洋之中。

二是无法速成，必须持之以恒。上海雕砚家丁伟鸣论及当前端砚制作时弊，指出“多快”是四大弊病的前两位。雕砚也搞“短平快”，无非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其产品有多少艺术成分，不言而喻。“国粹”三巨砚的雕制不可能“计日程功”。1986年，陈日荣卖掉了家中经营的“荣华花店”等四处生意，不惜倾家荡产筹集资金购得巨形名贵端石，开始研制“国粹1—3号”端砚，经六年零八个月奋斗，首先雕成“国粹”一号砚。1987年，陈又出资7万余元，购得吨余重名贵端石一块，用手扶拖拉机从砚坑绕道运回工场。1989年9月动工，历经7载，于1995年11月完成“国粹”三号砚，1996年春节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而“国粹”二号砚即周易砚至今尚未完成，还在加工润色之中。前贤说，著书立说者欲取得成就，须“板凳坐得十年冷”，雕砚何尝不是如此。

三是必须厚积薄发，不能浅尝辄止。宏大叙事，必须功底扎实方能奏其功。陈日荣有《宝砚风华录》行世，从此书或可窥见数十年一边雕砚一边积累资料的足迹。为拓展端砚工艺，虚心向端砚世家罗、程两氏学习传统技法。博览群书，潜心钻研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学养，除广求砚资料之外，又研读四书五经，与砚艺相关的诗、书、画、印等无不涉猎。“国粹”三巨砚砚谜合璧，别开生面。其创作经验或可供同行参考。

（作者陈日荣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欧清煜系广东省德庆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