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端砚制作技艺的传承
王明星
（一）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日益升温，“随着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核心成份，把发展软实力置于战略高度成为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根本要求，将软实力纳入国家实力的总体评估并对其基本要素进行整合，正在成为中国战略思考的一个着眼点。”［1］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那么，什么是软实力呢？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最早为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发表《变化中心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和《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法宝》二部著作。全面阐释了软实力概念。他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了由经济、军事、科技实力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归纳成三种资源。一是基于强势文化而对别的国家产业的文化吸引力；二是具有能够真正实践的政治价值观；三是具有合法性的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2]从以上软实力的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软实力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指文化实力，指一个国家除了经济军事实力外的文化方面的一种力量。具体而言，软实力既包括文化、教育、法律环境、制度建设、国家的执法能力、管理能力、国民心态、国民形象、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对国民产生的内在凝聚力，也包括出版物、报纸、电影、电视等文化产品产生的外在影响力。软实力具有外部竞争力和内部凝聚力二种属性。内部的力量聚合是软实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外部的感召力是软实力作用的形式和表现，两者不可偏废。
而文化遗产是特定价值的物质载体，传承着过去，影响着现在，铺垫着未来。文化遗产也因凝聚着一种超越时空的价值判断，不仅能够促进内部的团结和向心力，而且还能够发挥对外传播过程的感召力，已经不断发展成为国际交往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所以也就使它具有天然的软实力属性，就此而言，遗产保护事业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提升，增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而长盛不衰，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遗产毫无疑问是属于中国的，是全体中华儿女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是民族成员进行自我身份鉴别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更是维系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进取的最有效的精神纽带。同时，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特质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和承认，因此这一遗产也是全世界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继承这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增强我们文化的总体实力有着重大意义。
既然我们把文化遗产认定为国家软实力的一种，那么，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以及外延又是怎样的呢？
英文“遗产”（heritage）一词缘于拉丁语，意指“父亲留下的财产”。沧海桑田，到了20世纪下半叶，“遗产”一词也从原有的内涵发展成为“祖先留给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富”，其外延也由一般的物质财富发展成为看得见的“有型文化遗产”、看不见的“无形文化遗产”和天造地设的“自然遗产”。联合国专门成立了负责此项事物的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遗产委员会。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以保护人类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为宗旨的《保护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并于同日颁布《各国保护文化及自然遗产建议案》。这两份文件的颁布使得“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以及“世界遗产”这类的鲜活字眼迅速传播开来，并成为国际交流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之一是他的文化属性。人类可以通过文化的传承来了解历史上曾发生的一切，并从中汲取经验使自己少走弯路并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青岛泰之博士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是该民族现存文化记忆。”
那么，又怎么样理解“世界有形文化遗产”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别呢？所谓“有形文化遗产”，是指那些看得见、摆得着，具有具体形态的文化遗产。如果这样理解，其实“有形文化遗产”应该既包括“自然遗产”，也包括“人文遗产”。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自然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下列一项或几项标准：“构成代表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特征；构成代表进行中的重要地质过程、生物演化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联系的突出例证；独特、稀有或绝妙的自然现象、地貌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带；尚存的珍稀或濒危动植物物种的栖息地。”而有形的人文遗产又可分为小型可移动文化遗产及大型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两大类。小到泥塑、雕刻、剪纸诸多民间工艺品，大到民居、寺庙、村落、古镇甚至历史文化名城均可纳入有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到2008年为止，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共有37项，均属于有形文化遗产的范畴，其有可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
“无形文化遗产”又称“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17日颁布的《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所谓无形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并会在与自己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与已经是逝去的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并激发起他们对文化多样性机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内容包括：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传统节目与仪式活动和生产生活经验无类。目前我国共申报成功了昆曲、古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内蒙古长调等四项遗产。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今后其成员国每两年才可申请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518项。其中广东省添列28项，端砚制作技艺为其中之一。2007年5月，国务院对批准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564项和134项扩展推荐项目，并公布了第一批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端砚制作技艺有1名代表性传承人。[3]
中国是工艺美术大国。许多工艺美术的技艺实际上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促进传统工艺美术产业的健康发展，弘扬传统文化，继承精湛的传统工艺技法，进一步激发工艺美术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提升传统工艺美术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鼓励他们在技艺上不断推阵出新。经国务院同意，国家有关部门自1979年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各工艺美术行业中的从业人员进行工艺美术大师的资格认定。前四届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者共204人，其中第一届（1979年）34人，第二届（1988年）62人，第三届（1993年）64人，第四届（1997年）44人。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了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审工作。2007年1月11日国务院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向161名新当选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颁发了荣誉证书。前五届中的第二届和第五届中端砚制作行业各评审出1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4]
广东省拥有工艺美术11个大类，数千个品种，作为我国工艺美术重要产区和出口基地，以独有的资源禀赋，较高的研发水平和较大的产业规模，即生产总值、出口总额、利润总额均居全国同行业前列，同江苏、浙江、福建并称为全国四大工艺美术大省。由于传统工艺美术生产和创作的繁荣也使得技艺人才大批涌现。前五届全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审中广东共评授了31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有222位创作设计人员先后被省政府、省人事厅授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中端砚行业有20名同仁获得。由此可看见端砚在广东乃至全国工艺美术界的地位。[4]
（三）
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的重要物质载体是笔、墨、纸、砚这四样文房用具，也称“文房四宝”。而这四宝中若以贵重、珍稀和创制的艰难，又以砚为首。砚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作为使用的书写工具，是历代文人学士朝夕相处的亲密伙伴。假设我们的祖先没有发明使用砚台，恐怕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就无从谈起。故有一位古砚的收藏家曾撰联曰：“半池乌玉，绘出神州万里锦绣；一叶苍舟，渡来华夏千古文明。”砚台的历史源远流长，种类繁多，而在唐代，现在人们常说的“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另一说是端砚、歙砚、红丝砚、澄泥砚）在唐代已相继出现。据上海学者李铁民先生调研统计，全国目前主要砚石产地竟有58处。[5]而无论是四大名砚还是目前的58种砚，端砚有何魅力得到书画家、收藏家和文人雅士的青睐而冠于四大名砚之首呢？端砚作为一种小型的有形文化遗产，它的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历史悠久采石艰难。二是石质精良、石品丰富。端砚石质细腻、幼嫩、致密、坚实，从地质学上说端石属泥盆纪，形成距今有4亿年。三是端砚发展到今天，它早已与文学、艺术、绘画、书法、金石和雕刻融为一体。无论是制砚加工者、还是爱砚收藏者、使用者，他一定有某些方面的特质，或有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或有书法、金石方面的喜好；或有绘画、雕刻方面的才华。当让更需要有欣赏综合艺术的眼光，这是千百年能够不断创造出端砚珍品并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端砚是有形小型的文化遗产，而制作这一文化遗产的手工技艺当非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
端砚作为文化产品是有形的世界文化产品，而端砚制作技艺则属于无形的或非物质的世界文化遗产。通常，人们总是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简单地理解为就是保护那些有形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对那些制作者已经过世且经过千百年岁月沧桑而遗留下来的历史遗址、文物——大到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小到文物古玩、名人字画，认为保护了这些有形文物，也就等于保护了文化遗产的全部。但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情形则完全不同——由于这些无形文化遗产的创作者还活在世上，这些刚刚“出炉”的无形文化遗产势必会因其缺乏“历史价值”和具有可以不断复制的特点而决定了其真正的价值不在无形文化遗产作者所创作品的本身（如一张剪纸、一个皮影或一方端砚），而是无形文化遗产所有者或制作者所特有的那套技术或技艺。因此，这个保护过程关键的不是“物”而是“人”，只有对无形文化遗产传承人能够得到精心呵护，无形文化遗产自然会得到有效的传承。有专家认为：“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在保护上的最大区别是必须对无形文化遗产及其传承实施活态保护。”[6]我们理解：如果将有形文化遗产保护比喻成对博物馆中标本鱼的保护，那么对无形文化遗产所实施的便是对池中鱼的保护。不但要使保护对象或者是技术、技艺的传承人代代相传，同时还要使这些民间艺术与时俱进，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更大的发展。这些是我们学院组成“端砚制作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前期研究”课题组，对肇庆端砚制作行业和销售行业进行全面的普查统计，对端砚制作杰出人士（约40人）进行专门采访调研的主要原因和基本目的。①
对“端砚制作技艺”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其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在这个地球上，举凡生物无一例外皆有一套共同的基因遗传的信息系统，皆有一种相同的基因信息的传递方式。正是通过生殖遗传中的这种基因型的信息传递，各类生物的物种才得以保持自己种群及其表现型属性的延续。正是由于人这一物种具备思维能力及其外部现实的语言、文字、镜像的表现，人类为自己所特有的非遗传的文化信息创造了一种统一而相互默契的传递方式，致使全部文化的信息均能够以同样的语言形式、文字形式、镜像形式（指报纸、电视和音像艺术）来传达，从而构成一个社会传承的一体化信心系统。需要着重强调指出的是，这样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如同基因信息的生殖遗传一样，具有极为典型的个体和个案，他们的文化信息或制作技艺在文字书籍中记载传授甚少，而基本上是称之为“口承文化”，他们还概括这类文化的社会化功能体现为四方高的作用：一是传授原始的系统的知识体系；二是贯彻传统的行为模式；三是维护古老的或是既定的社会传统；四是传播久远的美学感受和经验。[7] “口承文化”的社会文化功能都是建立在几乎与此同形同态的感性直观的思维活动方式基础上，其阶层群体的每一个体皆有可能保存或更新社会共同体内的文化信息。这样，从理论上讲，任何个体都可以经由交媾生殖而实现各种基因信息的遗传一样，这个阶层群体中的任何个人也都可以经由思想的交流而完成各种文化信息的传承和创新。由此我们可以想象端砚制作技艺这个群体的巨大潜力和文化价值，这恰是我们需要挖掘、保护和珍惜的。
参考文献
[1] 张政伟、王运良：“国家软实力与文化遗产”，世界文化.2008.6-10.
[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4-25/content-6025430.htm
[3] http://www.gov.cn/zwgk/2006-06/02content_297946.htm;
http://www.fjms1984.com.cn/20040101/ca660282.htm;
http://www.fjms1984.com.cn/20040101/ca660281.htm
[4] 欧新黔主编：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保护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97,374.
[5] 李铁民：砚雕艺术与制作，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0-11.
[6] 冯骥才：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8.
[7] 王亚南著：《口承文化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24—25.
（作者简介：王明星，男，肇庆学院旅游学院院长，教授）